□ 曾湘泉

就業，是民生之本，關系千家萬戶，對政府、企業，特別是對勞動者個人都十分重要。過去十多年，中國在就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，舉世公認。           新華社  曹祎銘 攝

如今，就業市場正在發生變化，特別是這幾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，就業市場相應出現一些新情況。2020年1月份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對中國就業市場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沖擊和影響。 

我認為，當前和今后分析中國的就業市場，需要關注以下幾方面的變化： 

　　一是勞動力供給下降。 

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，2012年到2018年末，7年間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了2600余萬人。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，顯示了計劃生育政策對就業市場影響的滯后效應。 

同時，勞動參與率也發生一些變化。就業、失業、退出勞動力市場，是經濟學分析勞動力市場的三個主要指標。勞動參與率是就業者和失業者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，它反映了法定勞動年齡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狀況。 

其中，16歲到24歲年齡段，被稱之為青年勞動力，這個年齡段參與率一直在下降，下降原因與勞動者受教育年限延長有關。隨著高校招生規模擴大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在增多，相應推遲了青年勞動年齡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。55歲以上勞動力被稱為老年勞動力，因為這個年齡段接近退休，參與率比較低。 

特別是，過去十多年來，養老金水平不斷上升，對中國老年勞動參與率的下降構成影響。目前，25歲到54歲這個年齡段的參與率是比較穩定的。 

　　二是平臺型就業快速發展。 

近年來，有關新技術革命的討論非常熱烈，有些人很擔心新技術革命對就業的負面影響。 

傳統就業本質是“雇傭”，就業是指被雇傭的人，失業是指沒有被雇傭的人。傳統就業，是一個企業（雇主）跟一個勞動者（雇員）簽署一個合同，單個企業面對市場。現在，平臺型就業，是很多人跟這個平臺建立業務聯系，通過平臺面對市場，它突破了空間和時間限制，增加了就業靈活性、自主性，突破了傳統雇傭關系的束縛。最典型的平臺就是互聯網電商平臺，比如說阿里巴巴，阿里自身員工在11萬左右，但平臺間接創造的就業超過千萬，非常龐大。 

近年來發展很快的數字文化平臺，就業總量也值得關注。比如直播平臺有三類，一類是泛娛樂，另外一類是游戲，最后是電商。大部分平臺自身員工人數不多，卻間接創造了大量就業。 

　　三是就業結構性矛盾持續存在。 

在近一二十年，結構性矛盾是中國就業市場特別突出的一個特征。 

中國就業市場群體中，大的群體是農民工和應屆畢業大學生。農民工市場數量龐大，城鎮就業人口總量4億多，農民工占2.8億人。這個數據是2018年統計的，其中初中學歷及以下占72.6%、高中學歷占17%、大專及以上占10.3%。顯然，農民工群體的學歷結構、知識結構是比較低的。 

按照國家統計局2018年公布的數據來看，接受過農業或者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只占32.9%，其中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0.6%，所以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數量短缺和結構性失衡問題。 

此外，應屆畢業大學生也是比較典型的就業群體。中國在2000年后實行高校擴招，2000年之前基本是每年100萬左右的招生規模，而2019年中國的大學生規模已達到800多萬，加上留學生群體大體在50萬左右，所以，中國應屆畢業大學生規模非常龐大，面臨較大壓力。 

　　四是就業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。 

這幾年來，中國就業市場的不確定因素有所增大。 

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，中國的就業市場遇到了三大沖擊。第一個是環保沖擊。“十三五”強調綠色（產業），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一刀切關停了一大批環保不達標的企業，這對就業市場產生一些不利影響。中美貿易摩擦也是沖擊之一，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，關稅提高肯定對就業不利。另外就是社保，機構改革后社保要從人社征收交給稅務，不少企業擔心稅基變化對此反應強烈，有的裁員，有的要關門。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沖擊是一個新的大的不確定因素。很多分析顯示，（地方）停工停產增多、用工減少、就業人數下降、失業率上升。 

此外，結構矛盾在疫情期間也有顯現。由于實行管制，人員無法流動，造成有的活沒人干、有的人沒活干，所以就出現了新情況——員工分享或員工借調。這是一種新的靈活就業形態。外需影響也在逐步加大，最近國際疫情問題非常突出，國際疫情對國內是有影響的，我們的外貿訂單會受到影響。同時，疫情對應屆畢業大學生就業也有明顯影響。 

不確定因素，既帶來挑戰，也提供機遇。不應人為夸大外部沖擊的影響，數字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機遇。同時，此次疫情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一些挑戰，也帶來了一些提升的機會。 

為此，轉變就業觀念，補齊社會保險短板，深化教育培訓改革，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，提升靈活就業質量的重要任務！（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、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）